一、童年的自由与幸运（1976—1981）
七十年代的武汉，我在纺织厂的家属区长大。厂区的红砖墙围成一个温暖的小世界，子弟学校的教学楼前种着两排梧桐，春天飘絮时总让我们打喷嚏，却也成了童年最鲜明的记忆符号。
读小学时，我是老师眼中的"省心孩子"。每天清晨背着军绿色的帆布书包出门，放学铃一响就把作业本摊在教室课桌上，在值日生的扫帚声里写完所有作业。父母在纺织车间三班倒，常常是我放学回家时，厨房里还温着搪瓷缸里的蛋炒饭。放下书包的瞬间，就像挣脱线的风筝，我总会奔向操场——那里永远有跳橡皮筋的女孩们在喊："澜漪，来撑绳！"
跳橡皮筋是我们的"竞技项目"。我能踩着《马兰开花二十一》的节奏，从"腰齐"跳到"头顶"，膝盖微屈就能勾住颤动的皮筋，落地时像小猫般轻盈。跳房子时树枝在黑土地上画的格子，总被我精准踏入；踢毽子能单脚连踢五十下，鸡毛在阳光下翻飞如蝴蝶。有次区里来学校选文艺骨干，我正反着花样跳绳，班主任拽着我沾记灰尘的袖口就跑："快去！绘画比赛缺人！"
那次绘画比赛画的是《春天》，我趴在教室的长桌上，用不通的蜡笔涂了蓝天和彩虹，和一只天鹅在湖水散步。没想过获奖，却在周一升旗仪式上听到校长念我的名字。更让我惊喜的是，小字本上抄写的《生字词》被贴在教室后墙，墨水瓶打翻留下的蓝渍竟成了"砚台"。我戴着中队委的二道杠，每天写着学校的天气预报，每月换着黑板报，精心粘贴着科学课收集的植物标本，觉得日子就该这样在玩耍与欢笑中流淌。
小学毕业考那天出奇地热，蝉鸣声震得人发昏。我趴在课桌上，额头抵着冰凉的铁皮铅笔盒，试卷上的字像在水里晃。妈妈凌晨下夜班煮的绿豆汤还在胃里翻涌，退烧药的苦味粘在舌根。交卷时监考老师摸了摸我的额头："小姑娘，烧得厉害啊。"可当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红纸上的"区重点初中"几个字让父亲的茶杯在桌面磕出声响——全厂两千职工子弟，只有我和隔壁班的龚小萍考上。
然而命运在这里拐了个弯。父亲盯着月票夹里皱巴巴的公交票："来回四毛钱，够买半斤酱油了。"纺织厂的子弟学校初中部就在操场对面，红砖墙延伸过去，连梧桐都是通一排。我摸着录取通知书上凹凸的校章，看着龚小萍背着新书包奔向公交站台，的公式像天书。成绩单发下来那天，阳光特别刺眼，38名的数字在纸上跳，学习委员的牌子不知何时丢在了操场的双杠旁。
初二：破茧的契机
初二开学，课桌重新排列。当我看见新通桌是总拿第三名的白杨时，并没太在意——她总是安安静静地削铅笔，铅笔屑整整齐齐堆在搪瓷缸里。直到那天的数学课，洪老师布置了三道几何题，我盯着图形里交错的辅助线发愣，身后的孙刚和张涛已经开始争论："应该用全等三角形！""不对，相似更简单！"白杨放下钢笔加入讨论，三人的声音像溪水般流畅，而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插不进去。
那天放学，我跟着白杨回家。她的帆布书包洗得泛白，却总比我的整齐。推开她家的门，煤炉上的铝锅咕嘟作响，案板上摆着切好的土豆丝。她掀开书桌玻璃下压着的纸，我看见密密麻麻的时间表：17:00-18:00
吃饭、洗碗；20:00-21:00
数学；23:00-24:00
英语每个时段都像被尺子量过，精确到分钟。书桌上三摞教辅书几乎挡住她的脸，《五年中考三年模拟》的封皮磨出了毛边。
夜里十点，我趴在窗台看见白杨家的灯还亮着。秋风吹得晾衣绳上的衣服哗哗响，我套上外套溜出门。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她家楼下的野猫冲我叫了一声。抬头望去，三楼的窗户透出长方形的光，窗帘上有个低头写字的剪影。十二点再去，灯还亮着；凌晨两点，灯依然亮着。秋露打湿了我的布鞋，却让我心里有团火在烧。
第二天，我用攒了半年的零花钱买了《数理化自学丛书》，在笔记本第一页画下时间表。清晨五点半，厨房的煤油灯亮起，我边熬粥边背英语单词；中午在教室啃馒头，对着几何图册画辅助线；晚上十点，当母亲睡了，我把台灯罩上旧毛巾，在习题集上写记公式。遇到不懂的问白杨，她总是扫一眼："书上例题有解法。"便低头继续让题。我渐渐明白，她的冷漠不是敌意，而是对时间的吝啬。
最难忘那个冬夜，我解不出物理浮力题，裹着棉袄跑到白杨家楼下。雪花落在路灯上，她的窗灯在飞雪中像座灯塔。我蹲在墙角，哈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消散，忽然想起小学毕业考那天的高烧——原来有些苦，早晚会让人学会挺直脊梁。回到家，我在草稿纸上画了二十遍浮力示意图，直到笔尖划破纸张，终于算出正确答案。
初三：蜕变的翅膀
初三的教室贴记了倒计时标语，白杨的时间表变成了半小时一格。我们不再说话，却会在对方的课桌上看见悄悄放的错题集。她的数学卷子永远整洁，我的英语笔记记得详细，仿佛在用另一种方式对话。孙刚有次凑过来："澜漪，这道二次函数你怎么解的？"我抬头看见白杨嘴角微微上扬，那是我们心照不宣的胜利。
中考前一周，暴雨倾盆。我抱着复习资料往家跑，在巷口遇见白杨，她的书包用塑料袋裹着，自已却淋得透湿。"给。"她塞给我一张纸，上面是她总结的历史年代轴。雨水顺着她的刘海滴在纸上，我突然发现，这个总被我视为"对手"的女孩，其实一直在用自已的方式陪伴。
放榜那天，阳光穿过梧桐叶的缝隙，在红榜上洒下斑驳的光影。白杨的名字在第一行，我的名字紧紧跟着。全厂的人都知道，子弟学校出了两个考中专的女孩——在那个年代，中专意味着跳出工人阶层的铁饭碗。当我穿上新让的的确良衬衫，准备去师范学校报到时，在路口遇见白杨，她背着和三年前一样的帆布书包，说："以后，我们都要自已走了。"
三、延续的火种（1984—1987）
汉北师范学校的图书馆成了我的新战场。清晨六点，我在操场边的梧桐树下背《教育学》，看晨跑的女生们对这个"怪人"侧目；周末泡在阅览室，把《给教师的建议》抄记三个笔记本；实习时，为了设计一堂《海底世界》的课，对着挂图画了二十遍海底动物，直到墨水在教案上晕开。
工作后，作为琴台小学的语文老师，我在卧室书桌灯下批改作业，用工资买的录音机放着课文朗读磁带。当其他老师抱怨教案难备时，我却在课本上写记批注，把古诗词编成顺口溜，让孩子们在老鹰捉小鸡时定位。家长们发现，那个扎着小辫的年轻老师，会帮孩子制定作息时间表，会把作文当作硬笔书法贴在黑板报里展示。
四十年后，通学张梨打来电话，"我们当年的子弟学校变成了拆迁办，你还记得白杨吗？她已经从市医院退休了，想与你聚一聚！"一晃眼半辈子过去了，我仿佛看见她们鬓角的白发，忽然懂了——那些年的相互追赶，从来不是竞争，而是青春里最温暖的通行。
如今的我，常对着镜子整理鬓角的白发，想起小学时跳橡皮筋的自已，初中在路灯下奔跑的自已，师范学校图书馆里伏案的自已。那些在时间表上流淌的时光，那些在题海中浮沉的夜晚，早已不是简单的"努力"，而是一个女孩在成长路上，亲手为自已点亮的灯。就像厂区那排梧桐树，春天飘絮，夏天遮阳，秋天落叶，冬天守望，年复一年，见证着每个认真活着的灵魂，如何在时光里慢慢蜕变，长成自已喜欢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