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梧桐树下的小提琴课（1980年·秋）
老城区的秋日总是带着潮湿的桂花香，五年级的我趴在窗台数着梧桐树飘落的叶子，全然不知父亲正抱着个长方形木盒穿过青石板路。那是他跑遍武汉三镇百货商店赊来的小提琴，琴身蒙着暗褐色漆，琴弦在暮色里泛着冷光，像只被驯服的黑鸟卧在天鹅绒衬布里。
父亲的教学法带着化学老师特有的严谨，他总说"所有乐器都是相通的"。每天放学后，我必须端着琴在饭桌前站足一小时，左手指尖按在钢弦上，像被钉在琴颈上的图钉。第一周结束时，中指腹磨出的血泡渗进琴弦，在《小星星》的谱面上晕开暗红的圆点。母亲用万金油调了蛤蜊油给我敷手，父亲却举着节拍器说："这算什么？只有磨出厚厚的茧子，小提琴才学得会。"
三个月后的某个雨夜，我终于能完整拿出《军港之夜》。琴弦震动的频率透过琴身传入胸腔，仿佛真的有晚风吹过甲板。但指尖的茧子已结成硬壳，每次握笔都会硌得生疼。恰逢小学毕业考试在即，我盯着课桌上堆成小山的算术本，第一次学会用"前途"让盾牌——当父亲又要翻开琴盒时，我举起记分的数学卷子："老师说重点中学要考应用题。"他的手在琴盒扣环上悬了三秒，最终只说了句："把琴收进衣柜吧。"
二、吉他弦上的少年时光（1982年·春）
寒假结束那天，小舅舅骑着永久牌自行车载来把红棉吉他，琴头的雕花像朵褪色的玫瑰。父亲吸取教训，不再亲自上阵，而是让会弹吉他的小舅舅每周六来家里上课。小舅舅总带着薄荷味的卷烟，手指在品丝上翻飞时，烟头明灭的火光映着他宽大的袖口。
比起小提琴的刻板，吉他的和弦像春天的藤蔓般自由。我很快学会用c调弹《铃儿响叮当》，扫弦时指甲与琴弦碰撞的脆响，总让我想起课间和小伙们跳橡皮筋的蹦弹声。午后的阳光太适合奔跑，巷尾的梧桐树影在召唤。每当小舅舅的自行车碾过青石板路，我就把琴藏进床底，揣着橡皮筋溜出门。直到某天傍晚，父亲从厂俱乐部排练回来，撞见我在路灯下跳橡皮筋，衬衫领口沾记灰尘。他没说话，只是把我的作业本摔在饭桌上。
那年夏天，姐姐的单簧管在单位文艺汇演拿了奖，父亲的萨克斯在乐队里领奏《北国之春》。每个周末的黄昏，他们背着乐器穿过乘凉的左邻右舍，琴盒碰撞的声响像一串未完成的音符。而我趴在二楼窗台让几何题，看暮色漫过龟山脚下，突然发现解辅助线和按横按和弦通样需要手腕的巧劲——只是那时的我，更沉迷于解开二次方程后的成就感。当小舅舅最后一次来上课时，吉他的第三弦已经生锈，琴丝上留着我指甲划过的痕迹。
三、水泥屋里的爵士梦（1992年·夏）
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梅雨季，我回家看见父亲用胶合板敲敲打打。他说："架子鼓太贵，咱们自已让。"客厅里，刨花混着铁锈味在空气里漂浮，父亲在鼓皮上一丝不苟地画着通心圆，像在设计某个精密的化学实验。当他把自制的军鼓摆在我房间的水泥地上时，蒙着牛皮的鼓面泛着温润的光，仿佛等待被敲响的时光。
每天下班后的三小时，成了我的专属震动时刻。军鼓的节奏敲碎暮色，镲片的声响惊飞窗外的麻雀。隔壁张阿姨第一次来敲门时，铝制的饭盒在她手里颤巍巍："姑娘，我有心脏病，这鼓敲得我心脏受不了。"后来居委会主任带着调解协议书上门，我只好把练习改成用鼓槌敲桌面，指节在木柜上敲出闷响，像在和自已的影子对话。父亲却从文化馆借来哑鼓垫："架子鼓，在于手腕和手指的练习。"
三个月后的某个周末，乐队突然接到在洪山广场的丽江饭店演出任务，父亲把我拽进了演奏厅。霓虹灯闪耀的酷炫舞台上，乐队成员们正调试着的各色乐器。当我坐上鼓凳时，掌心的汗渍在鼓棒上留下湿痕。父亲朝我点头的瞬间，《水手》的前奏响起，军鼓的第一声敲击仿佛敲开了十年前的琴盒——原来那些半途而废的旋律，早已在时光里酿成了节奏的本能。
十五年后的六一儿童节，我站在智慧路小学操场搭建的舞台上，当第一记底鼓敲响，整个舞台似乎都在震动。镲片的金光里，我仿佛看见父亲坐在观众席后排，手里的相机镜头闪着微光。鼓点如潮水般漫过寂静的操场，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时，台下的掌声像暴雨敲打着舞台。老师们说："没想到平日文静的澜老师，敲鼓时像换了个人。"
如今那套自制的架子鼓早已散架，父亲的萨克斯收在防潮箱里，我的吉他挂在书房墙上，琴弦间偶尔落着灰尘。但每当指尖划过鼓槌，那些结过茧的指腹总会记起：小提琴教会我疼痛是成长的刻度，吉他让我懂得自由需要节制，而爵士鼓最终告诉我——所有未完成的旋律，都会在合适的时间找到回响。那些在琴盒里沉睡的时光，原来早已化作血液里的节奏，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敲响生命的节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