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的秋天,我,齐明远,一个刚从中师毕业的毛头小子,提着人造革公文包站在红星第三机械厂的大门前。铁门上的红漆剥落得厉害,红星二字只剩下一个残缺的钅旁,像被什么啃噬过一样。
你就是新来的代课老师门卫老张头从岗亭里探出半个身子,浑浊的眼球上下打量着我,进去吧,教育科在行政楼二楼。
我点点头,迈步走进这个即将改变我一生的地方。初秋的风卷着铁锈味和机油味灌进我的鼻腔,远处厂房传来机器有规律的轰鸣,像某种巨大生物的喘息。
作为中文系毕业生,能被分配到这家国营大厂当工人文化课教师,在旁人眼里是走了大运。毕竟这是1995年,公有制企业改制的浪潮已经席卷全国,像红星三厂这样还没完全垮掉的老厂已经不多了。
行政楼的走廊阴暗潮湿,墙皮泛黄剥落,露出下面更早年代的标语残迹：大干快上工业学大庆。我的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回声在空荡的走廊里显得异常清晰。
教育科科长马卫国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稀疏的头发梳成标准的地方支援中央发型。他接过我的介绍信,眼睛却一直盯着我带来的两条红塔山。
小齐啊,现在厂里情况特殊,马科长吐出一个完美的烟圈,改制期间,上头要求我们'减员增效',工人们情绪不太稳定。你的任务是给剩下的工人上文化课,重点是...呃...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理解改革必要性。
我注意到他说减员增效时嘴角不自然地抽搐了一下,像是被迫吞下什么恶心的东西。
我明白,科长。我点头应承,心里却想着父亲临行前的叮嘱：到了厂里少说话,多观察。现在的工厂...不太一样了。
当天下午,我在破旧的职工教室里迎来了第一批学员——二十多个四十岁上下的工人,他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眼睛里透着疲惫和某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麻木,而是一种...空洞。就像他们的灵魂被什么东西挖走了一大块。
今天我们学习《人民日报》这篇《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我翻开教材,声音在空旷的教室里显得异常响亮。
台下无人响应。工人们像一尊尊雕塑般坐着,只有后排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工人时不时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我注意到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全是某种奇怪的符号,看起来像数学公式,又像某种未知的文字。
下课铃响,工人们沉默地鱼贯而出,只有那个老工人磨蹭到最后。他走到讲台前,身上散发着机油和某种腐败物质混合的怪味。
老师,他的声音嘶哑得像砂纸摩擦,你相信机器会疼吗
我愣住了：什么
机床,锻压机,生产线...他的眼球布满血丝,却闪烁着异样的光芒,它们在被吃掉,一点一点地。你能听到它们的尖叫吗特别是在夜里...
同志,您是不是太累了我后退半步,后背抵上了黑板。
他忽然抓住我的手腕,力道大得惊人：去二号车间看看,就在旧仓库后面。晚上去,带着这个——他塞给我一个锈迹斑斑的老式机械表,当表针走到红色区域时,闭上眼睛数到十。你会看到真相。
说完,他蹒跚着离开了教室,留下我和满屋的机油味。
那天晚上,我本该直接回宿舍的。理智告诉我别理会那个疯子的话。但某种难以名状的好奇心驱使我走向二号车间——那个据说已经废弃三年的老厂房。
秋夜的月光惨白地照在厂区的小路上。二号车间远离主厂区,周围杂草丛生,铁门上的锁早已锈蚀断裂。我轻轻一推,门轴发出刺耳的呻吟。
里面比我想象的还要黑暗。我打开手电筒,光束照出满地油污和散落的零件。车间的中央,几台老式机床像被遗弃的巨兽般蹲伏在阴影中。空气中弥漫着金属氧化和某种肉质腐败的混合气味,令人作呕。
我掏出那个老工人给我的怀表,借着月光看到表盘上有一小段被涂成暗红色的区域——11点到12点之间。现在指针指向11:40。
等待的十五分钟像一辈子那么长。当指针终于滑入红色区域时,我闭上眼睛开始数数。
一、二、三...
寂静。只有我自己的心跳声。
...七、八、九...
然后我听到了。
起初像是远处传来的呻吟,接着变成清晰的尖叫——金属扭曲、撕裂的声音,但不是机器故障那种,而是...有机的,痛苦的。就像某种生物正在被活生生地肢解。
我猛地睁开眼,手电筒的光束剧烈颤抖着。
眼前的景象让我胃部痉挛——那些机床正在蠕动。不是比喻,是真的在蠕动。它们的金属表面浮现出脉动的血管状纹路,螺栓和轴承处渗出暗红色的黏液。最中间的那台铣床的防护罩一张一合,像在喘息。
它们很痛苦,是不是
我几乎跳起来,转身看到那个老工人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月光下,他的眼睛反射着诡异的银光。
徐...徐师傅我认出了他工装上的名牌。
徐国富,前技术科副主任。他咧嘴一笑,露出参差不齐的黄牙,现在他们都叫我'疯老徐'。来吧,老师,我给你看些东西。
他领着我走向车间深处的一间小办公室。门锁已经锈死,徐国富却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油光发亮的钥匙,轻松打开了它。
办公室里堆满了图纸和笔记本。徐国富点亮一盏油灯,昏黄的光线下,我看到墙上贴满了照片和剪报——都是关于红星三厂历年来的事故报道。
1992年3月,热处理车间王建国被卷入传送带,尸骨无存；1993年7月,装配车间三名工人被突然启动的冲床压成肉饼；1994年冬天,锅炉房爆炸,六人死亡...徐国富的手指在这些报道上滑动,你以为这些都是意外
他转身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翻开其中一页递给我：看看这个。
页面上是一幅精细的机械设计图,但被大量红色墨水修改过。那些红色线条扭曲缠绕,最终在图纸中央形成一个模糊的、多触手的轮廓。盯着看久了,那些线条似乎在自己蠕动。
这是赵德柱三年前带来的'新技术',徐国富的声音低沉而颤抖,他说是德国进口的先进生产线改造方案。我一开始没看出问题,直到...
他的手指移向图纸边缘的一行小字,我凑近才看清：Gurum
shall
rise。
格鲁姆...我下意识念出来,舌头突然变得异常沉重。
嘘！徐国富猛地捂住我的嘴,别说出它的全名！它会听到的！
油灯的火苗剧烈摇晃起来,尽管室内一丝风也没有。
徐国富松开手,继续道：改制开始后,赵德柱从副科长一路升到副厂长。每升一次职,厂里的'意外'就多几起。现在他负责资产评估和下岗名单...他冷笑一声,知道为什么叫'资产评估'吗因为他在评估哪些设备已经成熟到可以'献祭'了。
献祭我感到一阵恶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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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来。
徐国富带我回到主厂区。虽然已是深夜,厂长办公室的灯却亮着。我们躲在窗下的灌木丛中,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看到副厂长赵德柱和几个西装革履的人围坐在会议桌前。
桌上摊开着厂区平面图,赵德柱正用一支金笔在某些车间上打叉。
这些已经完成改造,可以纳入第一批出售清单。赵德柱的声音油腻而得意,价格嘛...就按我们上次谈的。
赵厂长,这价格连废铁都买不到啊。一个秃顶商人笑着说。
所以才叫'战略性重组'嘛,赵德柱挤挤眼睛,国有资产流失不不不,这叫'盘活存量'。
他们哄笑起来。就在这时,赵德柱突然转向窗户,仿佛感应到了我们的存在。我和徐国富赶紧低头,但我还是瞥见了一瞬间赵德柱的眼睛——在办公室的灯光下,他的瞳孔呈现出不正常的金黄色,而且像猫一样竖直。
快走！徐国富拽着我离开。
我们一路小跑到厂区边缘的一个废弃配电室。徐国富锁上门,点燃一支蜡烛。昏黄的光线下,他的脸显得更加憔悴。
现在你明白了吧改制只是个幌子。格鲁姆——那个沉睡在账本里的贪婪之神——正在通过赵德柱这样的人苏醒。它先腐蚀领导,然后通过他们腐蚀整个工厂。
可是...为什么我的声音发抖。
因为饥饿,徐国富的眼睛在烛光下闪烁,它靠吞噬国有财产成长。每一次低价出售,每一次资产流失,都是给它的献祭。工人们的绝望是它的开胃菜,而机器...他苦笑一声,机器是它的孵化器。你没发现吗所有出过事故的设备最后都神秘消失了
我想起白天看到的那份设备报废清单,数量确实多得反常。
那工人们呢他们知道吗
大部分不知道,或者拒绝知道。徐国富摇摇头,格鲁姆会分泌一种精神毒素,让人变得麻木、顺从。只有极少数人还能保持清醒,比如我...比如现在还有你。
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脱口而出时,我自己都吃了一惊——我竟然相信了这个疯狂的故事。
徐国富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这里有我收集的所有证据。拿着它,明天就离开这里。去省纪委,去北京,去哪都行,就是别再回这个厂。
那你呢
我他露出一个惨淡的笑容,我三年前就该死了。是那些机器...那些还没被完全腐蚀的机器...它们让我活下来,让我当见证人。现在该你了,老师。
第二天清晨,我收拾好行李,拿着那个信封站在厂门口。早班的工人们面无表情地刷卡进门,没人多看我和我的行李一眼。
就在这时,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从主车间方向传来。工人们像被按了暂停键一样停下脚步,齐刷刷转向声源处,然后又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前行。
那声音像一把钝刀锯着我的神经。我突然明白了徐国富说的机器会疼是什么意思。
信封在我手中突然变得无比沉重。我抬头看向行政楼,正好看到赵德柱站在窗前,金黄色的眼睛俯视着厂区。他嘴角挂着餍足的微笑,像刚享用完一顿大餐。
一个决定在我心中成形。
我转身回到宿舍,放下行李,拿出那个信封。整个上午,我都在宿舍里研读徐国富的资料——事故报告、设备异常记录、资产评估
discrepancies...还有那些越来越频繁出现的Gurum字样。
下午,我去了主车间。名义上是熟悉工厂环境,实际上我想亲眼看看那些被腐蚀的设备。
车间主任是个满脸油光的中年人,叫李大有。他热情地带我参观,但我注意到每当经过某些特定机床时,他都会不自觉地加快脚步。
这台进口数控铣床是我们厂的宝贝,李大有拍着一台看起来很新的设备说,去年才引进的,花了三百多万呢！
我凑近观察,发现控制面板上有几处不明显的暗红色污渍,像干涸的血迹。当我伸手想触摸时,李大有猛地拉住我：别碰！它...它最近有点漏电。
就在这时,铣床突然自行启动,刀头高速旋转起来,发出刺耳的尖啸。更可怕的是,我分明看到进料口处的金属边缘蠕动了一下,像一张饥饿的嘴。
李大有的脸色变得惨白：它...它饿了。最近总是这样...
饿了我强作镇定地问。
我是说...缺润滑油！他慌乱地解释,同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子,将里面的暗红色液体倒入机床侧面的一个小孔。机器立刻安静下来。
那是什么油我问。
特...特种润滑油。李大有擦擦额头的汗,走吧,老师,这里太吵了。
那天晚上,我又去了二号车间。徐国富不在,但我在他办公室的抽屉里发现了更多资料——照片上,那些被献祭的设备在深夜会呈现出半生物化的状态,金属表面长出肉质触须,螺栓变成尖牙...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一组连续照片,记录了一台冲床如何在一个月内逐渐活过来,最后在一个夜班吞噬了操作它的三名工人。
照片背面写着：格鲁姆的幼体需要血肉滋养。赵德柱知道,所以他总是安排'多余'的工人操作即将转化的设备。
我浑身发抖,却无法移开视线。就在这时,我听到外面传来脚步声。
我迅速藏好照片,躲到一个柜子后面。门开了,进来的是赵德柱和两个穿黑西装的人。即使在昏暗的手电光下,我也能看到赵德柱的眼睛闪着诡异的金光。
这批已经成熟了,他拍着一台车床说,下周三的评估会后就安排'意外报废',然后转给你们。
价格一个西装男问。
老规矩,账面价的十分之一,赵德柱笑道,剩下的...嘿嘿,就当是给格鲁姆大人的供奉。
他们走到车间中央那台异常活跃的铣床前。赵德柱掏出一把小刀,划破自己的手掌,让血滴在机器上。金属表面立刻泛起涟漪,贪婪地吸收着血液。
快了,赵德柱陶醉地说,等整个厂子都转化完毕,格鲁姆大人就能完全苏醒。到时候,不仅是这个厂,整个工业区都会成为它的猎场！
他们离开后,我在原地呆坐了许久,直到晨光透过破烂的窗户照进来。
一周后,红星三厂召开了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宣布改制方案。礼堂里座无虚席,工人们沉默地听着赵德柱宣读下岗名单和资产评估报告。
我坐在后排,看着赵德柱在台上口若悬河。在昏暗的礼堂灯光下,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却不像人形——那是一个多触手的、扭曲的轮廓,随着他的动作而蠕动。
...为了工厂的未来,我们必须做出这些艰难的决定...赵德柱的声音在我耳中变成了非人的嘶鸣。
突然,礼堂的灯全部熄灭。在一片惊叫声中,我看到赵德柱的眼睛在黑暗中发出明亮的金光。停电只持续了几秒钟,但当灯光恢复时,我注意到前排的几个领导都转过头来,他们的眼睛在灯光下闪烁着同样的金色。
会议结束后,我在人群中寻找徐国富,却得知他昨天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据说是突发妄想症,攻击厂领导。
那天晚上,我独自潜入技术科档案室,找到了那份传说中的德国进口技术方案。翻开最后一页,我看到了完整的召唤阵和献祭仪式说明,署名处赫然写着赵德柱,但墨迹已经变成了暗红色,像干涸的血。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市精神病院。徐国富被关在隔离病房,医生说他具有攻击性和妄想症状。
他总说机器是活的,厂领导是怪物,年轻的住院医师摇头,典型的精神分裂症。
我在隔离窗外看到了徐国富。他比上次见面更加憔悴,但眼睛依然清醒。看到我,他猛地扑到窗前,隔着玻璃无声地说着什么。我读懂了唇语：你看到了
我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那个锈迹斑斑的怀表。徐国富露出欣慰的笑容,然后指向自己的耳朵,又指指地面。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直到护士来赶我走。临走时,我看到徐国富用指甲在窗台上刻了一个奇怪的符号——和我在他笔记本上看到的一样。
回到厂里,我直接去了教育科,递交了辞职申请。马科长一脸惊讶：小齐,你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我适应不了这里的环境,我平静地说,特别是夜里...机器的声音太吵了。
马科长的表情突然变得僵硬：什么...声音
您没听到吗我直视他的眼睛,就像某种巨大的生物在咀嚼金属...和骨头。
马科长的瞳孔在阳光下呈现出不自然的灰白色。他慌乱地避开我的视线：胡说什么！厂里晚上根本没人...好了,你的辞职我批准了,明天就不用来了。
走出行政楼,我径直去了二号车间。门锁已经被换新,但我用徐国富给我的那把钥匙还是打开了它。
车间里比上次更加活跃了。几乎每台设备都在轻微蠕动,金属表面浮现出血管状的纹路。中央那台铣床已经完全变了形,它的进料口扩张成一个圆形口器,里面排列着细密的金属牙齿。
我走近它,伸手抚摸那冰冷的金属表面。刹那间,一阵剧痛贯穿我的手掌——不是被割伤或烫伤的痛,而是一种诡异的、被什么东西从内部啃噬的痛。
更可怕的是,我听到了声音。不是通过耳朵,而是直接在我脑海中响起的、无数重叠的哀嚎：
救救我们...太痛苦了...杀了我...
这些是被吞噬的机器灵魂的哭喊。而在它们之下,还有一个更低沉、更贪婪的声音,像无数张嘴同时咀嚼：Gurum...hungry...more...
我猛地抽回手,那些声音立刻消失了。但我知道,这不是幻觉。徐国富是对的——红星三厂正在被一个名为格鲁姆的实体吞噬,而改制只是它用来掩盖真相的幌子。
那天晚上,我收拾好所有证据,准备第二天就前往省纪委举报。但就在午夜时分,我的房门被敲响了。
门外站着李大有,他的眼睛在走廊昏暗的灯光下泛着不自然的灰白色。
齐老师,他的声音平板得不似人类,赵厂长想见你。现在。
我知道如果跟他走就再也回不来了。但拒绝同样危险。我假装整理衣领,悄悄将徐国富的怀表塞进口袋。
好啊,我微笑道,正好我也有事想和赵厂长谈。
我们穿过寂静的厂区。夜班工人像梦游者一样机械地操作着设备,对我和李大有的经过毫无反应。主车间的大门敞开着,里面灯火通明。
赵德柱站在中央控制台前,背对着我们。当我走近时,他转过身,我终于看清了他的真面目——
他的脸还是人类的样子,但脖子以下已经部分异化。西装下伸出几条金属与血肉混合的触须,蠕动着缠住控制台的栏杆。他的眼睛完全变成了金色,瞳孔竖直如蛇。
齐老师,他的声音带着金属摩擦的回音,我听说你最近...很好奇
只是尽职调查,我强迫自己保持镇定,作为教育工作者,我有责任了解工厂的真实情况。
赵德柱（如果还能这么称呼他）发出刺耳的笑声：真实情况这就是真实情况！他猛地扯开衬衫,露出胸口——那里的皮肤已经半金属化,形成一个扭曲的、多触手的符号,正随着他的呼吸脉动。
格鲁姆大人赐予我们力量,他陶醉地说,很快,整个工厂都会成为它的一部分。而你,聪明的小老师...你可以成为我们的一员,或者...一条触须指向角落里那台异常活跃的冲床,它的模具一张一合,像饥饿的嘴巴。
我后退一步,手伸进口袋握住那个怀表：如果我拒绝呢
那就和那个疯老头作伴去！赵德柱咆哮道,触须突然朝我卷来。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整个车间的灯光突然全部熄灭。黑暗中,只有赵德柱和几个异化工人的眼睛发着诡异的金光。
你以为停电就能——赵德柱的声音戛然而止,因为所有机器突然同时启动,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
但不是正常运转的声音——这是痛苦的尖叫,愤怒的咆哮。我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意志在反抗赵德柱的控制。
不可能！赵德柱尖叫,你们属于格鲁姆大人！
借着机器控制面板的微光,我看到惊人的一幕——那些尚未完全异化的设备正在攻击被腐蚀的机器和异化工人。一台天车突然启动,吊钩像攻城锤一样砸向赵德柱。
混乱中,我夺路而逃。身后传来金属撕裂和赵德柱非人的嚎叫。我没有回头,一路狂奔出厂区。
三个月后,红星第三机械厂宣告破产。资产评估报告显示,近70%的设备因年久失修无法使用,而赵德柱和其他五名领导在一起工业事故中丧生。
官方报道称,事故原因是违规操作导致主车间天车失控。没人解释为什么这些领导会在午夜出现在车间里,也没人追问那些报废设备的去向。
只有我知道真相。那天晚上的反抗不是偶然——是那些尚未被完全腐蚀的机器在徐国富留下的某种程序作用下发起的反击。他在笔记本最后一页写道：格鲁姆看似强大,实则脆弱。它只能腐蚀甘愿堕落者,只能吞噬自愿放弃的灵魂。
我没去省纪委。那些证据太荒谬,没人会相信。相反,我申请调到了红星厂的子弟学校任教。
每天放学后,我都会去厂区转转。保安和剩下的工人都认识我,没人阻拦。有时候,我会在废弃的二号车间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听着那些幸存的设备轻微的嗡鸣。
它们记得我。当我抚摸那些冰冷的金属表面时,偶尔能感受到微弱的回应——不是痛苦的呻吟,而是某种坚定的脉动,像心跳。
徐国富至今还在精神病院。我每周都去看他,带去厂里的最新消息。大多数时候他都很安静,只是当我提到某些特定设备时,他的眼睛会突然亮起来。
它们还在抵抗,昨天探望时他突然对我说,只要还有一台机器记得真相,格鲁姆就无法完全苏醒。
我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那个锈迹斑斑的怀表。指针依然走动,红色区域依然醒目。
下次评估是什么时候徐国富问,眼神清明得不像个病人。
下周三。我说。
他咧嘴一笑,露出参差不齐的黄牙：那就再给它们讲个故事吧,老师。讲一个关于贪婪如何自取灭亡的故事。
我会的。每次有新工人进厂,我都会找机会告诉他们这个疯子的妄想。有些人一笑置之,有些人会多看我几眼,极少数人会再来找我细问。
这就够了。正如徐国富所说,格鲁姆并不强大——它只能腐蚀那些甘愿被腐蚀的人。而只要还有人记得真相,还有人愿意倾听机器的哭声,这场战斗就远未结束。
所以我会继续讲这个故事,一遍又一遍。直到最后一块锈蚀的金属停止呼吸,直到最后一个被腐蚀的灵魂得到救赎。
毕竟,这就是老师该做的事,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