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名枷锁与青楼知己：柳永的精神突围
柳永,原名三变,因排行第七,世人亦称其柳七,出生于福建崇安。其名三变,源于《论语》中君子三变,意思是远观庄重严肃,近之温和敦厚,听闻言语则严厉不苟。柳永成长于诗书传家的氛围下,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自幼便立下成为公卿的壮志。他在《劝学文》中强调,父母不教、子女不勤,皆为不爱自身之举,秉持学而优则仕的儒家理念,树立了济世安民、成就伟业的理想。
怀揣着梦想,年轻的柳永离开故乡,踏上前往京城赶考之路。途经杭州、苏州、扬州等繁华都市,花街柳巷间的热闹景象,不仅使他领略到都市的喧嚣繁华,更悄然改变了他对音乐与生活方式的认知。初涉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之境,柳永逐渐习惯了唱歌跳舞、尽情享乐的生活。纸醉金迷之中,年轻柳永的功名之心暂时被抛却,数年后才抵达汴京。
柳永所处的时代,国家相对安定,城市蓬勃发展。至宋仁宗时期,中原休战,汴京成为繁华的不夜城,满街皆是载歌载舞的场景。城市犹如一个大市场,买卖兴隆,烟火气息浓郁。例如汴京城的北山子茶坊,便是喝茶聊天的好去处；还有酒楼和市场,无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均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彼时,北宋妓馆遍布大街小巷,如同现今的连锁店一般。在《东京梦华录》中不难发现,这些风情万种的店铺随处可见,诸如曲院街、朱雀门外等地,名字听来饶有趣味。柳永居住在京城,闲暇时喜好逛这些地方,其词中诸多与妓女打交道的情节,也就不足为奇了。柳永生性风流,加之妓馆为都市常见场所,前往消遣成为一种时尚潮流,柳永亦乐在其中。
为歌伎们写词是有偿的。柳永虽出身官宦家庭,但家境并不富裕,在士大夫圈子里的交际也不算广泛。故而,可以大胆推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为歌女乐工写曲填词是柳永的主要收入来源。柳永摆脱了传统士大夫文人在审美、品德、创作上的一系列束缚,将市民文学当作创作源泉,极大地推动了市民文学的发展。
北宋经过几十年的修整期,社会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物质富足催生了精神消费需求。柳永专门为乐工歌伎填词作曲,不知不觉成为了职业词人。在当时,乐工歌伎颇受欢迎,而柳永的作品更是备受追捧,一经其品题,词曲价值倍增。柳永已然完全融入民间俗词的市场大潮,成为一名货真价实的文化商人。
与众多普通士子一样,柳永也期望通过科举实现理想。他满怀信心地踏入考场,志在必得。然而,柳永未曾料到,他那满腹深情、动人心弦的词藻,竟成了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宋真宗早闻柳永之名,但作为一国之君,他更看重那些有抱负、能治国安邦的人才。皇上翻阅柳永的考卷后,斥责柳永读书不正宗、文章浮夸,柳永的状元梦就此破灭,名落孙山。
首次科举失利,柳永内心矛盾且冲动,他挥笔一气呵成,写下了《鹤冲天黄金榜上》这首词。词中,柳永用直白的语言和强烈的情感,将自己的失意归咎于未遂风云变,而非个人才学不足,认为自己的才华难以掩饰,即便考不中,也照样能位至卿相,只不过是不穿官服的卿相罢了。
柳永还表达了对功名的鄙视与轻蔑,指出与其追逐虚幻的功名,不如享受眼前的声色之乐,以此宣泄他的不满与愤怒。柳永本可将此词藏而不露,或采用更文艺、含蓄的表达方式,但他选择顺从内心、放飞自我。既想随心所欲,又欲科举高中,柳永这种骄傲自负的性格,致使他的人生路异常艰难,郁郁不得志。
但柳永尚未意识到,他那接地气的市井文化已在不知不觉中给正统文化以沉重一击,与儒家文化叫板起来。不过,儒家文化不会轻易让市井文化抢占风头。此时的柳永心有不甘,决定再次参加科举。北宋的皇帝已是宋仁宗,但皇帝虽换,柳永的命运却换汤不换药。
宋仁宗看到柳永的名字,便对身边的人讽刺道：柳永不是说过要喝酒填词,不要那些虚名吗那就让他去享受他的美酒,创作他的词吧,要那些浮名做什么这一句话,犹如一把利剑,直接斩断了柳永的仕途之路。柳永一怒之下,自嘲奉旨填词,这既是他对功名失意的愤懑,也是自我放逐的开端。
科举失意使柳永苦闷孤独,他的创作重心完全转向市民消费文学。其作品通俗易懂,契合市民口味,在市民社会中广受欢迎。柳永的词,犹如一杯味道复杂的酒,市民喝得如痴如醉,而文人却皱着眉头,觉得其词作不够高雅,甚至有些俗气。
柳永的哥哥柳三复就比他幸运得多。柳三复擅长球技,他知晓宰相丁谓喜爱蹴鞠,便常守于宰相府球场外。终于有一天,机会降临,一个球飞出墙外,柳三复迅速捡起球。在拜见丁谓时,柳三复展示了堪称艺术级的颠球技巧,球在空中飞舞,他边跪拜边用头、肩膀、后背等部位颠球,球仿佛粘在他身上一般,始终未落地。这一幕让丁谓心花怒放,立刻将柳三复留下来当了自己的门客。有了丁谓的力挺,柳三复在宋真宗年间一举高中进士,从此踏上官场的康庄大道。
柳永的个性与柳三复不同。他一方面对功名念念不忘,另一方面,又性格直爽,敢于直言对功名的不屑。在他的世界里,情感恰似头顶的太阳,其他的东西皆如浮云。他这些离经叛道的思想,竟与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相契合。在《昼夜乐》中,柳永细致描绘夜生活,大胆展现男欢女爱,在芙蓉帐、鸳鸯枕间寻得人生快乐。柳永在才子佳人、美酒佳肴、轻歌曼舞的宴会中尽享饮酒观舞之乐。
柳永对功名的追求极为执着,从首次科考失败到最终进士及第的三十年间,为求功名不择手段。在其《乐章集》现存的两百一十二首作品中,有二十首是专门用来干谒权贵和颂圣贡谀的,这一比例高达十分之一,在两宋词人中并不多见。柳永试图以此走向青云之路,实现他那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梦想。
柳永科考之路艰难坎坷,步步惊心,处处碰壁。为求得朝廷认可,他将名字由柳三变改为柳永。恰逢皇上摆脱垂帘听政,特开恩科,对历届未考取考生放宽录取尺度,柳永再次参加考试,终于如愿以偿。但朝廷对官员管理极为严格,柳永想要保住他那来之不易的官帽,就得与歌伎断绝往来,这使他内心矛盾,既怀念旧日情分,又不舍官场功名,词作中充满这种纠结。
柳永从政后,改弦易辙,忠心勤勉,政治热情与才干尽显。任睦州团练推官时,他刚上任不到一个月,就有人推荐他升官。可惜有名侍御史出来反对,最后未能如愿。后来,柳永在余杭任县令,任期政绩显著,被地方志列为名宦。再后来,柳永到浙江定海盐场任职,官职虽小,但他仍心系民生,积极做事,深受百姓爱戴。
柳永的创作风格随着身份的转变发生了巨大变化。早期作品多为迎合市场,后期则袒露内心真情实感。他一改以前满是俚语的创作风格,以羁旅行役为主题创作了许多高雅词作。柳永坚信官职是其安身立命之本,是实现人生抱负的途径。但他空有热情与才华,虽折腾半生进入官场,却仕途坎坷,难以实现高远梦想,又缺乏改变的决心和勇气,无法彻底摆脱功名的束缚。
有一种说法称,柳永晚年凄凉,穷困潦倒。他去世时,一群名妓凑钱为他举办了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出殡那天,各地的青楼女子纷纷前来,披麻戴孝,送葬致哀。这便是传说中的群妓合金葬柳七。每年的清明节,有些歌伎还自发地前往柳永的坟前扫墓,这个活动被称为吊柳七或者吊柳会。实际上,这是冯梦龙在《喻世明言》中对柳永故事进行的艺术加工和再创作。还有人传言,柳永死后是被王安石之弟王安礼等营葬的。
真实情况是,柳永死在异乡润州,起初被临时寄存在一个寺庙里,二十年后,才草草葬于当地。在此期间,柳永的家人仿佛集体消失一般,不见踪影。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当年不顾父亲去世,在丧期参加科考。柳永家族极为重视孝道,他的曾祖父为照顾老母可以一辈子不当官,他父亲也是守孝三年不仕。守孝需在家待上二十七个月,期间官不当、试不考、婚不结。柳永最终因冒丧赴举,被罚殿三举,九年不能参加考试。
柳永十几岁时在家乡成婚,后为追求功名与妻子争吵并离家,曾作词《鹊桥仙》描述易分难聚,暗示与妻子永别。柳永的儿子柳涚不知是否对此耿耿于怀,他也考中了宋仁宗时期的进士,做过著作郎和陕西司理参军。而柳永的侄子柳淇,同样是进士出身,官至太常博士。因此,柳永的安葬问题绝非因经济问题所致。
靠朋友传说柳永曾有孙何、范缜两位挚友,但孙何发达后对其态度冷淡。且从现存资料来看,柳永虽有名气,却鲜有人与其诗词唱和。或许是因为柳永浪子的名声太响,遭士大夫阶层和文人圈子疏远抛弃,就连自己的亲人、朋友也将他视为陌路人。所以,柳永的后事料理得如此凄凉,也就不足为奇了。
柳永既是传统士大夫文化的反叛者,又是新兴市民文化的建构者。作为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词作情感细腻、语言柔和、意境优美,但其人生却随性、自负且激进。与李白、杜甫、陶渊明等虽政治失意却人格魅力与情怀出众的文人相比,柳永似乎缺乏高尚品格和博大胸襟,这或许是他的一生不太能打动人心的原因所在。他的一生,是在理想与现实、传统与新兴文化之间不断挣扎徘徊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复杂而独特的文化样本。
陈翥：冷门专业的追捧者
陈翥出生于一个普通乡绅家庭。幼年时,他便显露出对知识的极度渴望与非凡天赋,五岁开始识字,由此开启了求知之旅。十四岁,陈翥踏入县学,自此沉浸于古今文学的浩瀚海洋。在县学期间,他日夜研读经典,深入探究圣贤智慧,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学术基础,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学识素养与思想深度。
彼时的陈翥,和当时绝大多数胸怀壮志的读书人一样,将科举入仕视为实现人生抱负的必由之路。他满心期待通过科举考试的选拔,踏入仕途,进而施展才华,造福社会。然而,命运似乎有意为他设置重重考验,尽管他多次投身科举,凭借自身才学全力以赴,却始终未能金榜题名。
为了能专心苦读,陈翥毅然在家附近的山头搭建起一座小屋。他自号闭户先生,全身心投入到知识的学习与钻研中,几乎与世隔绝。在那间简陋的小屋中,他日夜与书为伴,一心只为一朝成名、一鸣惊人。然而,命运的捉弄仍在继续,一次又一次的落榜让他的仕途梦想渐行渐远,最终化为泡影。
长期的苦读与精神压力,加之生活的不如意,使步入不惑之年的陈翥身体每况愈下。与此同时,家庭的变故也接踵而至,家中顶梁柱父亲的离世,使得家境逐渐衰败,兄弟间的纷争和矛盾更是让他心力交瘁。在这一连串沉重打击之下,陈翥终于对仕途彻底绝望,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毅然选择退为治生,试图在平凡生活中寻找真正的自我与人生价值。
隐居后的陈翥,心灵寻得了宁静的栖息之所。他虽身处简朴环境,却从未放弃对知识的追求。白昼,他暂别书卷,操起农具,投身于广袤的土地,亲身耕作。在那挥汗如雨的劳作中,他深切体验着农耕的艰辛,也收获着其中的乐趣。夜晚,万籁俱寂之时,他便紧闭房门,一头扎进浩渺书海,沉浸于对天文、地理、儒学、佛学、农学、医学、卜算等诸多学科的深入研习之中,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养分。在这一过程中,陈翥对桐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将其作为深入研究的对象,开启了他人生新的篇章。
1048年,已过花甲之年的陈翥精心筹备着他的新园。这片土地,位于兄长与幼弟的田产之间,东西横跨二十余丈,南北纵贯十余丈。往昔,这里水草丰美,翠竹摇曳,一片葱郁。如今,陈翥挥斧砍去杂乱的草木,又不辞辛劳地浇灌着这片待垦的土地。园子南边,他种下竹子；北边,则筑起槿篱,以此清晰划分出兄弟三人的地界。而泡桐树,便随性地在园中扎根生长,并未刻意排列成行。
有人见此情景,走上前来善意劝道：老先生,与其种植这几亩泡桐树,倒不如改种桑树。桑叶每年都能再生,收益可比泡桐高多了。再者,泡桐在日常生活中并非急需之物,您难道不该慎重考虑一下吗
陈翥闻言,默默不语,依旧坚持种下了泡桐树。他独自伫立在这片即将焕发生机的土地上,轻声喃喃自语：我又怎会不知衣食来源乃世人生活所必需,只是觉得满足日常所需便已足够。农事园艺之事,我岂会不懂虽说我只是一介平民,可心中亦有自己的喜好。倘若凡事皆只以利益为导向,那绝非圣贤所倡导的行为准则,亦非我心之所向。
这些泡桐树并非源自肥沃富饶的田园,而是陈翥跋涉于山野之间,从巍峨壮丽的山岳深处寻觅、采集而来,并小心翼翼地移植于此。此时的它们,尚显稚嫩,树干纤细柔弱,还未长到能让人轻松盈握的粗细。树节处的叶子蜷缩着,尚未完全舒展开来,在移植的过程中,根部的土壤自然地脱落,裸露出鲜嫩的根须。
陈翥伸出双手,轻柔地抚摸着它们的枝干,口中低声喃喃祈祷：愿你们茁壮成长,早日成为挺拔的良木,纹理清晰美观,始终向着阳光奋力生长,永远不失挺拔之态。愿你们的叶子翠绿欲滴,繁茂却不张扬,顺应季节的更迭变换,不为外界的纷扰所动。
他并未停止倾诉,声音里饱含期待与向往：终有一日,你们将华丽蜕变为一片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森林。若你们生长得高大粗壮,便能在建筑之中担当起梁柱的重任,稳稳地支撑起屋宇的脊梁；即便身形相对较小,也能作为房舍不可或缺的柱子和椽子,守护着一方安宁；你们还能摇身一变,成为高雅的琴乐器具……自此,陈翥便与泡桐树结下了不解之缘。
泡桐树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蓬勃生长,陈翥也尽情感受着每一缕轻柔拂过的清风、每一道变幻灵动的光影所带来的无穷乐趣。陶渊明的隐居生活,虽也追求超凡脱俗之境,却时常在入世与出世间踌躇徘徊,这般状态并非陈翥所向往的。他更为倾心的,是一种源自心灵深处的宁静平和,一种能超脱外界纷扰、始终保持内心安定的纯粹境界。
陈翥所结交之人,皆为志同道合的文学同好。他们一同沉浸在经典著作的世界里,深入研习古籍,孜孜不倦地追寻着先人的智慧之光。陈翥时常热情邀约那些正直磊落的宾客,呼唤着心地纯善的挚友,齐聚于茂密的泡桐树荫下。在这片清凉的天地间,众人或是品味诗歌的精妙韵味,探讨其蕴含的深远意境；或是剖析经典的深刻内涵,于思想的碰撞中,绽放出绚烂的火花。
陈翥的家乡铜陵,是泡桐树的重要产地,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为他研究泡桐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凭借这一地域之便,他得以频繁地对泡桐树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深入透彻的研究。
在北方地区以及部分古书中,有着梧桐即泡桐的观点,陈翥亦持有此看法。陈翥之所以撰写《桐谱》,源于他对泡桐这种植物深入骨髓的理解以及深厚无比的情感。在他心中,泡桐绝非寻常草木,而是蕴含着独特魅力与价值的存在。
陈翥满心期许,能够凭借手中之笔,轻轻揭开泡桐树那神秘的面纱,引领世人清晰地认识泡桐树,并合理地加以利用。他的情感宛如一股深沉的潜流,悄无声息却又坚定不移地贯穿于对泡桐树的每一处记述之中。正因如此,《桐谱》远非普通的植物志那般简单,它更象是一部承载着陈翥个人情感与不懈追求的心血之作。
在着手撰写《桐谱》的过程中,陈翥一方面旁征博引大量的文献资料,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致以崇高敬意；另一方面,又巧妙地将这些知识与自身丰富的实践经验紧密融合。他的笔触之中,既有对过往智慧的传承,又彰显出独立思考、不盲目迷信书本的果敢勇气。
陈翥并非仅仅局限于书斋之中的学者,更是一位活跃在山川田野间的探索者,他的足迹踏遍了每一寸可能生长泡桐树的土地。他时常主动召集山中的老农,虔诚地拜访那些经验老到的林业师傅,以无比谦逊的态度向他们请教,全神贯注地聆听他们口中的宝贵智慧。在与这些朴实无华的群众交流互动中,陈翥孜孜不倦地探寻种植泡桐树的秘诀,认真学习他们代代相传的生产经验,并将这些珍贵的知识详细记录、精心归纳、系统总结。
陈翥并未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山家的经验,而是敏锐地察觉到其中存在的片面性。例如,山家们在修剪泡桐树时,往往习惯留下长长的桩子,他们坚信这样能够防止雨水灌入树干。但陈翥经过仔细观察与深入思考后发现,这些看似起到保护作用的枯槁桩子,实际上却成为了引水灌损树干的元凶。更为严重的是,桩子腐烂后形成的空穴,让树木遭受了更多的损害。
陈翥将自身丰富的实践经验,与前人的智慧精华,以及群众的优秀经验精妙地融合在一起。陈翥为自己取了两个别名,咸聱子和桐竹君,这两个名字宛如他内心深处立下的铮铮誓言,鲜明地展现出他投身于桐树种植与研究领域的坚定志向和矢志不渝的决心。
在无数个日夜的笔耕不辍与辛勤付出后,《桐谱》震撼问世。这部著作约一万六千字,详细阐述了桐树的起源、种类、种植方法、适宜生长的环境、产地分布、采伐利用以及在器具制作等方面的应用,还包含了与之相关的杂谈、典故记载和诗赋。它不仅是一本关于桐树种植的专业书籍,更蕴含着陈翥对自然的深刻理解、对知识的不懈追求以及对人生的独特感悟。
《桐谱》问世后,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王象晋的《群芳谱》,清代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等经典著作,都曾引用过《桐谱》中的资料。一些外国学者在研究泡桐的起源与传播史时,也对这部古老著作给予高度重视,从中汲取智慧养分。
陈翥能够撰写这样一部极具科学价值的植物专著,绝非偶然。他投身桐树种植,也并非仅仅着眼于种植成果。想当年,陈翥正值壮年,才华横溢,声名远扬,不少人多次向他抛出官场的橄榄枝,邀请他踏入仕途。然而,他一次又一次婉言谢绝,不为所动。他的心,恰似那片静谧而深邃的桐树林,宁静致远,丝毫不为世俗的繁华喧嚣所干扰。
1050年,宋仁宗赐予六十八岁的陈翥金帛冠带以荣耀其晚年,他坚辞不受,淡然处之,继续选择布衣粗食的简朴生活,隐居治学。他的同窗好友盛度曾赋诗称赞：知君非是寻常客,看破功名一羽毛。这句诗恰如其分地描绘出他超脱世俗、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陈翥看似输掉了科举赌局,实则赢得了种植史的牌局。毕竟,金榜题名者车载斗量,而把生命年轮刻进桐树里的,千古唯此一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