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电话的地方是村办，韩明山也不怕说话被熟人听见，和韩明胜一起彻底打消了韩明成的顾虑。
于是村里的韩家又空了一家，韩明成在帮着新任的书记接手上春种以后就被韩峰和韩兴接去了省城。
原来公社想把书记的位置给韩明山，毕竟韩家在上韩村有威望、韩明山也当了很多年的书记，但韩明山推辞了。
韩家现在已经不用再占着这个位置了，与其因此被村人找到借口说酸话还不如让出去。
且不考虑所谓的威望，村办的年轻人其实更适合这个岗位，韩明山分得清孰轻孰重。
即使这样，还是会有人到韩明山面前说酸话，例如什么四兄弟里只有他还在山里，什么韩宥那么出息也不帮二叔一把之类的，说到韩明山面前他只是不理，但说到田自珍面前，田自珍是会撸起袖子和人家对骂的。
田自珍的攻击力可想而知，她几乎是压着村里那些不怀好意的人骂，谁只要说韩家其他人坏话了，她二话不说就逮着人家刨根问底要证据。
次数多了，那几个红眼病就不敢再说什么了。
韩明山将一切都看在眼里，想了半天还是给在外的韩家人说了这个事情，现在虽然大环境明显开始放松了，但谨慎些总没错的。
韩宥和其他人一商量，干脆出钱把村里的小学扩建了一遍。
一是算作韩家对村里的回馈，二也是因为祝熙语曾经在那里执教半年多。
本来红眼病就是少数，大多数村人都很淳朴不会见不得别人好，更是还记得韩家的恩情。
在一些政策上公社可是会因为韩家特意帮扶上韩村的，比如修路、通电、工农兵名额这些他们上韩村都是冲在
消息
自从祝熙语因为《归雁》和《醒来》取得不菲的成绩后,她和文学界的联系也多了起来，除了就近加入的川省作家协会，她也逐渐和其他各地的作者建立了往来。
自古文人就是敏感而悲悯的,他们善于洞察世界、人生，自然也会比其他人更加细腻、多情。
祝熙语以前还只是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和侯海夫妻斗争、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就占据了她几乎全部的精力。
她的长辈为她创造出富裕的物质条件的同时,壮烈牺牲的军人父亲、捐出个人财产的先驱外祖父也保全了她在这场浪潮里的“根正苗红”，所以她以前其实对于这些年来外界的苦难并没有非常深刻的认知。
时代的灾难落在她身上只不过是没有办法继续进学、没有办法肆意看书、身边的同学会因父辈原因突然退学这样具体又不算严重的事。
她清楚外面在下暴雨，也知道暴雨卷走了许多无辜的人，但由于她是站在坚固楼阁里的旁观者,所以对这雨的实感不过是“不能出门”的困难。
但从下乡开始,她挣脱了侯海夫妻的控制，也切切实实走进了暴雨里。
她先是接触到了这个时代的另一群牺牲者,所以萌生了为他们的创作的想法。
又因为创作，她被同行者拉入了浪潮的中心。
她直面了无数前辈遭遇过且还在遭遇的苦难,体会到了普通群众被忽视的痛苦,也陷入了和许许多多同行者一样的情绪里。
他们的笔应该为此发声，自古文学的意义之一就是质疑、唤醒,但他们却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不管不顾地为此献出自己的一切，用自己的灭亡去赌是否可以引起一点改变；要么继续闭口不言，陷入日复一日的自我谴责里。
祝熙语的选择是后者，她如今在意的人有太多，她身处的位置、与她相关的人所在的位置都注定她只有一个选择。
她甚至无法做出任何与“规矩”相悖的事,连私底下帮扶一把老前辈们都要借由别人的媒介。
她为此忧愁、痛苦,但也清楚陷入情绪旋涡毫无作用。
于是她自救,改变了写作方向，将第三本书聚焦于她和韩嘉珩的相处日常。
温馨细腻的、充斥着童趣的文字给黑白色的报纸添上了一抹轻松的色彩。
这抹色彩似乎也从报纸上走进了现实。
从1976年十月起,事情就迎来了转机，陆续发生的一切好像都在预告着黎明即将到来。
黎明确实也到来了，1977年8月，注定载入华国史册的一月。
在一场华国心脏进行的会议上，这场长达十年、影响了无数人的苦难正式宣布结束，举国狂欢。
被压抑了多年的人们开始正大光明地为此庆祝，无论身份，所有人的兴奋、喜悦都溢于言表。
韩宥也特意做了一桌规格可以媲美节日的晚饭。
他虽也不是这场苦难的中心，得益于韩家长辈的智慧、远谋，得益于韩家小辈的自律、稳重，他们甚至是这场风暴里少有的干干净净逆流而上的人。
但韩宥还是高兴的，为十年的黑暗终结高兴，也为祝熙语可以结束这两年以来的情绪折磨高兴。
韩宥没有和祝熙语正面讨论过这个话题，但不代表着他没有察觉祝熙语的困惑和痛苦。
他给不了祝熙语解决方案和答案，只能配合着她自救。
抢占她的注意力和精力是其一，及时告诉她可能的好消息也是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