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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晚饭，我就去了萧书记家。
书记果然没回，只有凌老师一人在家。
我也不好单刀直入，先聊了几句家常，发现凌老师心不在焉，就绕着弯子问道：
“书记出差了？”
凌老师这才记起没泡茶，起身泡杯茶端给我，叹了一声：
“天天就围着公家的事转来转去嘛。”
我劝道：“公家的事实在太多了，以前我也是一刻也不停息，总是做不完。现在好了些，上面有个局长，她安排我，我就做，不安排我，我就玩。”
也许凌老师觉得孤单，我又是她的亲戚，望着我，终于说了一句真话：
“公家有事也算了，还有人告他的状。”
我心里并不吃惊，只是印证孟市长没说假话，便试探着问：
“告什么状呢？”
凌老师说：“也没什么。”
我说：“你说给我听吧，说不定我认识告状的人，可去做做工作。”
她摇摇头：“你不认识，很久以前的事了。”
“很久？现在还拿出来告状，那是有目的啊。”
凌老师说：“是啊。晓东，这个机关院子不平静啊。”
“你说说，说出来，我也参谋一下。”
凌老师才说了原委：七八年前，那时的萧市长帮亲戚打了个招呼，这个亲戚本来是个招聘干部，打了招呼就转成了正式干部。
后来，亲戚就做到了管经财的副乡长。当了副乡长，又管财经，就在外面拈花惹草。拈花惹草也就算了，一定要和老婆离婚。
他老婆逼得没办法，就向组织举报她老公贪污公款，一查，确有其事。
县委书记听了纪委的汇报，无意中说了一句很平常话——这样的人是怎么混进干部队伍中来的？
这个话传开之后，当时还有几个人，和我们这个亲戚是同一批进的乡政府，但他们还是招聘干部。
于是，他们纷纷告状，说我这亲戚是有关系，是违规招聘。
这些人在某些人的指使下不断地告，就慢慢把底子弄清了——你姨父当时打了招呼。
某些人就抓住了把柄，一直告你姨父。
凌老师说完，我心里就清楚了。
那几个仍然是招聘干部身份的人，不会告萧书记。
他们告状的目的就是——别人招干了，自己没招干，想把事情闹大，要县里解决他们的转干问题。
事情一闹大，县委解决不了，就只好向市里反映。能不能作为特殊情况解决那几个的转干问题，毕竟这件事涉及到萧书记，捅开闹大不好收场。
这时，市里某些人如获至宝。
某些人并不多，但这个连锁反应的队伍特别大。
我打个比喻，仅仅是比喻而已，比如纪委书记觊觎市委副书记这个位子，他想上，如果副书记倒了，他就有希望当上副书记。
只有他能当下副书记，其他常委想着纪委书记的位子。
如果真如此，空出一个常委的位子来，有条件的副市长想着这个位子。
接下来就是够条件的局长，又想着副市长的位置，
其他人又想着那个局长位置……
所以，这就叫官场候位症。
跟银行排队取款一样，排在前面的任何一个人，突然有事走了，大家都会依次前进一步。
所以，大家都盼着前面的人，突然有事。
听完，我喝了一口茶，感到确实有点为难，那么多年的事，当时我还没参加工作，更不认识乡政府的人。想了想，便劝道：
“就算是打了个招呼，又没签意见，不管怎么问。就说没打招呼。口说无凭，到哪里去查呢？”
凌老师说：“我这个不要脸的亲戚，关进去就全部供了。老萧就是为了这事去省城找当时的乡党委书记。这个人早就退了休，住在省城儿子家。
只要他做证，说老萧没有强迫他，这样就好办了。”
我急忙问：“那老书记肯担担子吗？”
凌老师说：“就是去了一天，说要明天才回，我也不知道情况，急人呢。”
我安慰道：“只要没签字，坚决不承认，就是有人作证，也不能作为依据啊。”
凌老师说：“事情这么久了，老萧也不记得签不签了字。”
我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只能找了几句无用的话，安慰一番，然后才走。
回到宿舍，我坐在那儿发呆。
我估计，目前知道的人绝对不多。所以，不能去对门跟师父商量。
连萧书记都特别注意这一点，到江左去都带着秘书。
他可以随便到哪个厅局走一圈，就算不找任何人，进去走一圈，秘书和司机就认为他去公事了。
然后，他可以放秘书和司机的假，说自己要办点事。
司机和秘书就不会有任何怀疑——领导也是人，他有亲戚，有朋友要走动。亲戚朋友有车，给你们放假，不很正常吗？
我担心的是——他亲戚写了一个什么报告，然后来找当时的萧市长。萧市长在上面签述一个意见，这个是个证据。
但是，只要意见签得灵活点，萧书记也就没有问题。
比如：请酌情解决——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我又没有一定要你们解决。你们不遵守制度，是你们乡党委政府的问题。
又比如：请根据实际情况解决——这个就更没有问题。你们不根据实际情况，是你们的责任。
怕就怕在上面签上：“请予以解决。”
那么就有问题。这是用命令的语气干预下级的决策——等于是下指令。不能解决，你们也要给他解决。
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也弄不清楚。
这时，我决定打个电话给萧书记。
想了想，觉得贸然打电话也不妥。如果他身边有第三人呢？只好先发了条短信：
“书记好，可以给您打个电话吗？”
没有反应。
我怕他没有看到。
再重新发了一条。
过了十分钟，还是没有反应。
我原以为电影里的镜头是虚构的——比如夺战之前，常凯新望了望地图，总是从这头踱到到那头，又从那头踱到这头。
现在，我发现一点也没虚构。
我也一样，从客厅走到书房，又从书房走到客厅，不停地走。走得累了，就坐在沙发上，两眼发呆，眼前空洞无物。
我的手机始终没有响起，连短信提示音都没有。
坐了快半个小时，我打了一个激凌，站起来对自己说：管它呢，先洗澡。
我找了一套衣服，走到卫生间，先洗澡。
我没有关门，以便听到桌子上的手机声。
洗到一半，突然，手机铃声大作。
我扯了围巾，来不及擦干身了，往身上一裹，跑了出来，一看是萧书记打来的，立即半蹲，接通了电话。
“书记在江左？”
“嗯。”
“一个人在房间？”
“嗯。”
“晚饭后到您家打一转，凌老师跟我说了一件事。”
我有意停下，让他明白。
“你说。”
既然他明白了，我才说出三点建议。
“一是没有签述意见，只打了个电话的话，就是根本没有这回事。
二是签述的意见模棱两可，那就是他们乡党委政府的责任。是他们做的主。
三是签述了肯定性的意见，也不是大事，因为你亲戚平时表现好，值得录用。人是发展变化着的。他后来变坏，与你无关。”
萧书记说：“嗯，你休息吧。”
我放下电话，才快步跑回卫生间。
水，哗啦啦地从顶上直冲而下。
我想，幸而当时没与表嫂合作，凭她那个人的德性，会步步逼进。赚点小钱，我就成了她的玩物。想怎么支配我就怎么支配。
又想，即使与旭哥合作，每年在领取分红时，我也在那个结算表上签了字，这个，明天一定要把他叫来，当面烧掉。
或者，干脆退股。
水，哗啦啦地流，我站在下面，好像要把全身的污浊全部冲洗干净似的。